法治中国三个层面一体建设


 发布时间:2021-05-11 19:02:06

当事人层面的冤枉,需要个人调整心理预期,尊重司法权威,理性接受法院司法裁判,自觉服判息诉。社会层面的冤枉,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法律层面的冤枉,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需要重点防范和避免的,一旦在涉诉信访工作中发现此类问题,应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予以纠

毕竟,在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为何未能打造出一支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执法队伍,并与公安等部门形成高效高能的执法合力,本就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且,这些网吧容留未成年人的“光明正大”与“习以为常”,尤其是执法人员吃透“对一次性接纳超过3名以上(含3名)未成年人的网吧,将依法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法规精神,采取的“只有两名未成年人”甚至“只有一名未成年人”的“人性化执法”,难免让坊间从执法公正的角度,有了些许担心,担心一些手握公权者与“孔方兄”们“情投意合”,担心一些执法机构与蝇营狗苟者勾肩搭背。

简言之,如果说“依法治省”仅仅是对“依法治国”的简单回应和被动逻辑重复的话,那么“法治某省”的提出则蕴含了地方法治建设的主动性思维——法治建设的进路正在向“上下并举”悄然进化。在目标上,讲求“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立足地方,辐射全国”。2008年颁布的《湖南行政程序规定》成为我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吃螃蟹”第一人,而《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实际上也蕴含了允许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试,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应该允许有所突破的潜台词。

配套制度的完善是当务之急。还有,如何应对地方的科层限制和“抓小放大”的困境,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国家层面更为复杂的制度环境为地方的先行先试提供了展示自身价值的历史舞台,但地方自主性空间有限也是不争的现实。或许“抓小放大”能够暂时规避一些央地体制原因产生的阻碍,同时又束缚了地方法治建设改良基本制度、解决核心问题的的手脚。因此,国家层面法治建设环境的同步支持,方是地方法治建设深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点。□熊文钊 郑毅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两年多来,反腐的震慑效果初显,但基层官员尤其是一些并不引人注意的“小官”,依然潜伏在体制内,而他们很可能就是未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因此,打一场反腐的“歼灭战”,乃是治理“我们身边的腐败”的必然要求。此次河北省强力反腐,亮点就是查处了一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巨腐”案件。秦皇岛市城市管理局原副调研员、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家中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在北京和秦皇岛等地的房屋手续68套,贪腐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把反腐比喻成一场战争,中央查处一批高官腐败就如同“闪电战”,以形成震慑效果。但要实现消灭敌人、以战止战的目的,更需要在地方层面展开“歼灭战”。中央巡视过后,一些省份开始进入强力反腐阶段,从地方层面与中央反腐相呼应。日前从河北传来强力惩治腐败的战果:10个月立案14808起,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238人。河北省委书记表示反腐不会鸣金收兵,只会越来越严。如果把反腐比喻成一场战争,中央查处一批高官腐败就如同“闪电战”,以形成震慑效果。

大臣 纲常 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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