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在社区党建层面的运用


 发布时间:2021-05-08 16:11:37

重视不可谓没高度,法规不可谓不健全,为何始终难以根治?恐怕还是将垃圾短信只当做“电子垃圾”,而不是当做违法犯罪行为来打击。电话销售与垃圾短信已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几乎每一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骚扰,如果您恰好最近在看房或者买房不久,那么类似的电话和短信就可以用狂轰乱炸来形容,甚至连

在现代市场社会中,每个公民都应该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维护者,合理预见风险、有效规避风险、恰当承受风险,以及通过保险分散风险,而不能一味依靠政府帮扶救济。社会层面的冤枉。社会层面的冤枉对当事人的冤枉有深刻影响。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父债子还、法不外乎人情,这些朴素的正义观是社会法律意识的综合体现。社会层面普遍认为杀人应该偿命,在一起杀人案件中若被告人没有被判处死刑,则会被认为是冤枉,被害人家属可能在信访中喊冤,甚至进一步推演为案件主审法官存在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问题。

但在一个法治现代化国家,应该依靠司法裁判,而非上级领导来解决社会矛盾。只有立法完备、执法公正,各种权利救济渠道畅通,才能使民众不必千里迢迢信访,就地解决矛盾纠纷。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如果民众缺乏法治意识,无视司法权威,遇事还是寄希望于向上陈情表达诉求,将终局性裁判寄托在领导人而不是司法程序上,法治社会建设将无从谈起。冤枉与正义“冤枉”的原意是指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没有事实依据给人加上恶名。

当事人层面的冤枉,需要个人调整心理预期,尊重司法权威,理性接受法院司法裁判,自觉服判息诉。社会层面的冤枉,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法律层面的冤枉,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需要重点防范和避免的,一旦在涉诉信访工作中发现此类问题,应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予以纠正。信访与信法信访制度在中国具有特殊性,英文里没有信访这个词,但有类似的制度。世界很多法治成熟的国家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申诉陈情请愿权利,只是称呼不同而已,但都赋予了民众直陈诉求的渠道。

因此,“由政入法”应当是“依法执政”的逻辑前提。再者,随着各“法治某省”的文件出台,各种目标、模式、措施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而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在大张旗鼓推进的过程中对有关法治经验进行实时总结和归纳,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以为后续的发展不断提供修正与完善的依据。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何找到切实可行的制度渠道,将这些经验及时“上载”到国家的层面,以真正实现“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立足地方,辐射全国”的蓝图。

但事实上,司法层面需要考量的一些量刑因素,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是否有自首、立功等减轻情节,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刑事司法政策中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则往往不在社会层面考量的范围之内。因之,社会层面的冤枉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和朴素正义观基础上的道德观念,这一层面的冤枉可能是法律与道德冲突的体现。法律层面的冤枉。以宪法为最高权威,覆盖各个法律部门,涵盖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但以“反腐大计”计,不管是“小官大贪”还是清水衙门成腐败重灾区,“不足为奇”绝不是一直容忍的理由。以此而言,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同时,相关方面亦应有关注清水衙门腐败等“捉蚊子”的具体行动。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中纪委两月严查4名“自家人”,是为了杜绝反腐“灯下黑”,彰显的是反腐决心的话,用更细致、更严苛的制度完善,筑起针对所有层面和领域的不留死角的制度反腐笼子,更对应着公众严惩身边腐败、不留腐败死角的殷殷期待。

相峰 褚清黎 周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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