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家赔偿完善人权司法保障


 发布时间:2021-05-08 15:17: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今天下午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2014年10月第一次审议时的内容相比,本次反恐法草案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突出强调和细化了执法规范,目标是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积极探索寻找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点,切实防止侵害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习近平主席在刚刚闭幕的亚信峰会上的宣言掷地有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站在更高、更远、更广的角度,去防范和狠打暴力恐怖犯罪?其一,必须进一步加大国际合作力度。发生在中国的暴恐活动不是孤立现象,要重视世界暴恐活动的演化及其联系性。应当按中央所要求的,在处理边疆各种社会问题时树立世界眼光。上合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反恐合作的一个典范,刚刚闭幕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进一步增强了亚洲反恐共识。

如过分算计司法成本,以及命案必破等绩效观念,都分化了疑罪从无被执行的动力。这之外,刑侦审讯环节对于口供的过分倚重,也留下了漏洞。“罪案有疑,利归被告”,之所以发展成为司法理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就在于,它进一步明确了较之于执法者和司法权力,任何个体都是弱势者这一基本观念。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恪守,还是保障司法人权,践行疑罪从无都显得极其重要。围绕这个原则,这次意见中所提及的,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排除刑讯逼供等方法采取的证据,可以说都是必须而有效的外部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今天下午再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与2014年10月第一次审议时的内容相比,本次反恐法草案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突出强调和细化了执法规范,目标是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积极探索寻找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点,切实防止侵害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反恐法草案进行初次审议时,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方面提出,反恐怖主义立法要处理好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强化执法规范,防止侵害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为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辩护权而建立的辩护制度,是中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现了国家对生命、自由等人权的尊重。近年来,中国改革和完善辩护制度,改变过去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积极发挥了辩护制度保障人权的作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

在回答记者关于司法改革如何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时,姜伟指出,冤假错案的发生不仅损害司法公信力,而且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的司法改革抓住容易发生执法问题的薄弱环节,突出人权保障,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为防止冤假错案提供了制度保障。姜伟从六个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说明:一是严禁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采用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手段搜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二是强化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提高庭审质量、有效减少冤假错案有重要意义。

应该充分利用亚信峰会的各项成果,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反恐合作,彻底肃清恐怖主义生存的土壤。其二,制定一部统一的、完整的反恐法,势在必行。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坚持专群结合。这一过程中,法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近年来中国反恐领域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制定专门的反恐法,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并在法治的框架内开展相应的应急处置、善后恢复等工作。

冯建仓说,保障服刑人员人权,公安、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要树立尊重服刑人员人格的理念,要避免对服刑人员的“非人格化心理”,譬如检察官习惯用“没有人性”“发泄兽欲”之类的词语来说服法官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法院判决书中类似对犯罪人非人格化的词句亦很常见。他说,针对全国30余万监狱工作人员的人权培训工作正在逐步开展,由其作为分册主编的一本20多万字的《人权知识监狱人民警察读本》今年10月份即将出版,有望成为监狱系统培训工作人员人权知识的教材。“既要完成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国家责任,又要避免对进入矫治场所服刑人员的非人格化,这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冯建仓说:“监狱工作人员人格意识的培养要长期进行。”中国1997年修订的刑法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同时,中国宪法、监狱法、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都从不同角度规定了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记者许林贵 崔清新)。

公民、法人开始从法院的裁判中,获得了因公权力侵权而得到的金钱赔偿,从责任承担和弥补损失的切入点上获得了新的公平正义。国家赔偿的关键和意义,主要不在于获得了多少钱的弥补,而更在于这种弥补显示出来的胜利——公正的胜利,人权保障的胜利。所以说,国家赔偿制度与实践的意义是人权保障的里程碑。不断完善的进步。从无到有的起点是伟大的,但不能总是停留在有还是无这个起点上,必须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自1995年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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