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发布时间:2021-04-19 22:39:33

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李桢建议,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当前我国需要加快制定考试法。李桢代表介绍,我国的考试管理立法至今仍为空白,对考题泄露、招生徇私舞弊,只能按照渎职罪和经济犯罪的行贿受贿来处理。由于高科技作弊成本很低、危害很大,处理的法

“北京版”司法改革方案有望下半年进行部分试点。今天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法委书记杨晓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方案上半年将报送中央审批,若审批顺利下半年将开始试点。谈司改 北京方案有望下半年试点据杨晓超介绍,北京已经被中央确定为第三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根据要求,北京将在上半年报送方案,若获批复,北京将从下半年开始部分试点。杨晓超强调,所谓的试点并不是全部的司法机构同时试点,而是选择一部分进行试点,“方案和上海大体相同”。

从某种意义说这还反映了一种现实纠结:人治大于法治。法律并没有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不会成为人们行为的终极依凭对象,取而代之的还是领导的意志,这不是人治是什么?此外,质询听起来似乎有些刺耳,在很多人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眼中可能不利于团结,反而可能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媒体报道2009年深圳的10名省人大代表就广东省经贸委有关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提出质询,但大会认为提出询问更合适,最后便改为了询问。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几年前广州市人大也准备就同德围改造的事对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质询,后来为了避免“出事”还是改为了专题询问。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权利常常处于冷冻和休眠状况,甚少使用。也许有人觉得很奇怪:法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你们还不理直气壮地质询!但现实常常是怎么说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彼时彼地的政治文化或风气,而恰恰是这样的政治文化或风气——而不是成文的法律条文——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就出现了尽管都遵从同样的法律,却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有人认死理,只相信或依从法律,那就是不“识做”——这可能也是一种政治文化吧。

因此,代表们认为,要下决心控烟,北京应该设立统一的责任主体,并鼓励公众参与。按照“条例(草案)”的设计,责任主体爱卫会应该设置统一的举报、投诉电话,每年向社会发布全市控烟情况。同时,代表人认为应该赋予市和区、县爱卫会以行政处罚权,对违反控烟职责的经营管理者或违反禁烟规定且不听劝阻的公民,在规定的幅度内,予以罚款处罚。除此之外,代表们设计的“条例(草案)”中还特别强调了禁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该担负经营管理者职责,除了做好宣传工作外,禁烟场所经营管理者应该设专门的禁止吸烟检查员,对在禁烟场所或区域内对吸烟者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向爱卫组织报告。应松年告诉记者:“为了确保禁止吸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全面禁烟,经营者和管理者应该尽可能地打造无烟环境,同时特别注意管理制度的落实,通过设立完整、清晰的有关禁止吸烟标识,调动公众参与控烟监督的积极性。”本报记者李松黄洁。

异地司法机关,在申请时最好不要仅仅简单地发去一纸公函,要尽可能提供详细的证据材料,在审议时最好能够派人参加会议、说明情况、回答询问,以消除疑虑,使人大方面能够依法客观公正地投票。福建周宁县人大代表张裕明涉嫌在上海醉驾,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公安分局日前向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发函,提请批准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该县人大代表张裕明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但上海警方刑拘请求遭到周宁县人大常委会投票否决。借鉴法治国家通例,我国宪法和代表法赋予了人大代表以人身特别保护权,即: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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