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


 发布时间:2021-05-11 18:29:55

只要与心理预期不符合,就认为是冤枉的。这种冤枉与个体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经济能力、法治意识有较大关系。如民事案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医患纠纷,侵权赔偿仅就损害进行填平,而经济赔偿无法从根本上弥补身体和心理的创伤。若当事人经济条件本身较为困难,则可能认为依照法律标准的赔偿仍然是“冤

美国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请愿自由的规定,建立了白宫请愿网站,如果请愿30天内搜集到10万份附议签名,白宫就必须做出官方回复。英国也有公民申诉制度,建立公民咨询局帮助民众申诉。因此,不能简单的把信访制度斥为人治的产物。我国信访制度发端于传统法律中的直诉制度,百姓有冤可以向最高权力者表达诉求,也只有通过信访,百姓才能与上层权力发生联系。建国初期,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是公民行使批评、建议等政治参与权的具体手段。

涉诉信访是涉及人民法院立案、审判、执行工作的信访,近年来,涉诉信访总量持续高位运行,处理好涉诉信访问题已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涉诉信访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法治不健全、司法权威公信力不高外,社会文化传统、公民思维习惯和法律意识等法文化因素也是涉诉信访产生的重要原因。清官与长官一般认为,清官情结对中国民众影响至深,直到今天在涉诉信访中仍有体现。“遇事找官”而不是“遇事找法”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普遍存在。

简言之,如果说“依法治省”仅仅是对“依法治国”的简单回应和被动逻辑重复的话,那么“法治某省”的提出则蕴含了地方法治建设的主动性思维——法治建设的进路正在向“上下并举”悄然进化。在目标上,讲求“先行先试,以点带面;立足地方,辐射全国”。2008年颁布的《湖南行政程序规定》成为我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吃螃蟹”第一人,而《法治广东建设五年规划(2011—2015年)》实际上也蕴含了允许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试,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应该允许有所突破的潜台词。

配套制度的完善是当务之急。还有,如何应对地方的科层限制和“抓小放大”的困境,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国家层面更为复杂的制度环境为地方的先行先试提供了展示自身价值的历史舞台,但地方自主性空间有限也是不争的现实。或许“抓小放大”能够暂时规避一些央地体制原因产生的阻碍,同时又束缚了地方法治建设改良基本制度、解决核心问题的的手脚。因此,国家层面法治建设环境的同步支持,方是地方法治建设深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支点。□熊文钊 郑毅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严格执行法律,就是执行人民的意志,也是司法人民性的体现。在司法的过程中要实行司法公开、贯彻司法民主,案件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判决文书公开,吸收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等。但法律的专业化性仍需要由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法官来予以主导,以防止可能出现的群体情绪化。因此,法律层面的冤枉是指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司法程序上出现的瑕疵和错误。这一类问题正是人民法院需要着力解决的“冤枉”。冤枉与正义是相对的,但抽象的、绝对的正义并不存在。

但以“反腐大计”计,不管是“小官大贪”还是清水衙门成腐败重灾区,“不足为奇”绝不是一直容忍的理由。以此而言,在“打老虎”“拍苍蝇”的同时,相关方面亦应有关注清水衙门腐败等“捉蚊子”的具体行动。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中纪委两月严查4名“自家人”,是为了杜绝反腐“灯下黑”,彰显的是反腐决心的话,用更细致、更严苛的制度完善,筑起针对所有层面和领域的不留死角的制度反腐笼子,更对应着公众严惩身边腐败、不留腐败死角的殷殷期待。

全国人大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低保、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违法人员,将视同“诈骗公私财物”追究刑责。(本报昨日12版报道)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社保资格审核制度设计堪称严密,诸如审核个人情况、家庭收入、存款、有价证券、房、车等内容也足够详尽。尽管拥有了严密的认定制度,却还是让骗子们钻了空子,说明漏洞主要不是出在制度设计层面,而是出在制度执行层面。骗子们在申报材料上作假,或者在家庭收入、家庭资产上搞鬼,或者审核人员把关不严,或者审核人员有“内鬼”配合,种种复杂的现实因素都可能导致行骗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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