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建设要按照四融四进四层面


 发布时间:2021-05-13 23:25:45

来自7日召开的防范性侵幼女研讨会的消息,最高法在回复全国人大代表取消嫖宿幼女罪的建议时明确表态:“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嫖宿幼女罪存废之所以引发争议,缘于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法定从重情节,可按照强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刑

但事实上,司法层面需要考量的一些量刑因素,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是否有自首、立功等减轻情节,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在刑事司法政策中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则往往不在社会层面考量的范围之内。因之,社会层面的冤枉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和朴素正义观基础上的道德观念,这一层面的冤枉可能是法律与道德冲突的体现。法律层面的冤枉。以宪法为最高权威,覆盖各个法律部门,涵盖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因此就本案来讲,追究网络运营商的法律责任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二、针对闹事网民。在直播自杀过程中,许多网民发表了蔑视、嘲笑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自杀者的情绪,甚至推动了自杀行为的实施。对于这些网民是否应当追究法律责任,在当前的法制背景下,应分情况认定。刑事层面,网友的行为不符合教唆自杀、帮助自杀的行为要件。教唆自杀主要针对没有自杀意图的人实施,帮助自杀是指提供工具协助有意图自杀者的行为。上述网友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于自杀行为的评价,并不符合教唆、帮助的定义,因此不具有刑法评价的意义;行政层面,如果网友出于恶意,连续发表谩骂、催促自杀等言论,造成了实际的危害后果,那么应视具体情形,由警方处以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措施,如果只是单条的、轻微的嘲笑等言论,不建议追究法律责任。

重视不可谓没高度,法规不可谓不健全,为何始终难以根治?恐怕还是将垃圾短信只当做“电子垃圾”,而不是当做违法犯罪行为来打击。电话销售与垃圾短信已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几乎每一个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骚扰,如果您恰好最近在看房或者买房不久,那么类似的电话和短信就可以用狂轰乱炸来形容,甚至连拉黑的容量都不够用。有人说,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也不容易。其实未必,就像是街上有人发小广告,偶尔拿一张没什么,如果只要出门就有数百人不断往你手里硬塞,恐怕谁也受不了。

(详见6月27日、28日《南国都市报》)倾听善听群众的呼声,不仅是媒体的职责,更是职能部门发现问题、求解问题的第一信号。那么,面对公众呼吁严查一些网吧违法容留逃课的未成年人的关切诉求,为何一些文化执法人员总是和未成年人“擦肩而过”?为何调查到最后“只有两名未成年人”?为何其面对记者举报和市民举报反应速度不一?果真如文化执法人员所称,明知网吧有未成年人但留不住证据,无法界定是否是未成年人,取证难致执法陷困境,或是的确囿于范围太大、事项太多、人车不足的执法条件?想来,在机制体制、法律法规已多次强调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下,这些,都不过是一些机构、一些人员失位、失为甚至错位、错为的“挡箭牌”罢了。

当事人层面的冤枉,需要个人调整心理预期,尊重司法权威,理性接受法院司法裁判,自觉服判息诉。社会层面的冤枉,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法律层面的冤枉,是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需要重点防范和避免的,一旦在涉诉信访工作中发现此类问题,应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予以纠正。信访与信法信访制度在中国具有特殊性,英文里没有信访这个词,但有类似的制度。世界很多法治成熟的国家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申诉陈情请愿权利,只是称呼不同而已,但都赋予了民众直陈诉求的渠道。

具体而言,可以在刑法中增设“考试作弊罪”,对作弊行为给出明确的追责规定,并细化惩罚的标准和依据,使之具有现实可操作性。根本上而言,作弊行为之所以屡屡发生,原因就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惩罚机制,没有对作弊行为产生威慑力。与力度弱化的处罚手段相比,作弊行为人必然会铤而走险,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公平的考试底线,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立法层面的完善和补强,惩罚力度的强化和提升,才是减少考试作弊现象的有效思路和方法。刘建国。

在涉诉信访中,常有一些信访人身穿写着“冤”字的状衣,摆着写满自己“悲惨遭遇”的地状,喊口号高呼“冤枉”。喊冤成为涉诉信访中的一种独特现象。信访人向主管机关和群众喊冤,通过呼喊来表达自己内心不满和委屈,显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而周围群众又很容易把眼前的喊冤行为和古代的窦娥冤、包公案等联想在一起,更为喊冤者渲染了一种悲壮的色彩。分析信访人喊冤现象,需要厘清“冤枉”的文化内涵及不同层次。当事人层面的冤枉。从这一层面而言,冤枉是指当事人自己对案件的心理预期没有实现,进而用自身的道德准则、价值判断和心理标准来评判案件的审理结果。

应对形形色色的骗子,严查千差万别的个人资格,核心在于审核人员是否绷紧法纪的神经。过往那些开着宝马领低保的恶劣冒领事件中,最大的隐患不是有人暗藏欺骗之心,而是作为具体经办人员的村(居)民委员会干部失职、渎职,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私心照顾亲友的有之,把低保出卖予人谋取不当利益的有之,稀里糊涂不问真假的有之。从这个角度来说,确保社会保险机制的健康运行,行骗入刑只是确保社保安全的一只手,另一只手必须严惩失察、纵容乃至“导演”行骗的审核人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入罪,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考试作弊罪”。而且,在各种大型考试中,虽然试卷按规定属国家秘密,但一旦开考则失去秘密属性。然而,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作弊行为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具备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有必要采取刑罚手段予以制裁。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考试作弊行为,都进行严厉的追责。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对于考试作弊行为,在刑法层面上进行明晰的规定,避免出现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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